申办奥运会的原因

汉城申办奥运会,是韩国政府“和平统一外交政策”的一个重要步骤。韩国为提高本国的国际形象和国际地位,于1973年制订了该政策,并倡导“门户开放”,措施之一就是积极进行体育文化外交,并争取主办1986年的亚运会和1988年的奥运会。

筹办欠了一大堆钱

对这届奥运会,韩国政府给予了大力支持。汉城于1981年11月1日成立筹委会,集全国各有关部门,包括工商、企业、建筑、文教、艺术、传播等优秀人才于一体,积极开展各项筹备工作。

当时,韩国政府不顾背负高额外债的压力,拨款9亿美元资助奥运会的筹备工作,将其中的55%用于竞赛场地、奥运村、记者村以及新闻中心等硬件建设,将45%用于美化市容、修建奥林匹克公园、改善医疗服务、提高接待质量、搞好宣传报道等软件建设。

此外,加上一些间接投资,汉城奥运会的投资总额合计约为30亿美元。

不过后期组委会还通过企业赞助、出卖电视权(约4亿美元)等途径,使这届奥运会盈利3亿美元,开创了官办奥运会盈利纪录。

除了钱以外的那些事儿

韩国是第一个举办奥运会的发展中国家,当时韩国的发展还并不算好。

当年的汉城由于工业化进程,污染相当严重。城里烟雾弥漫,夜间不见星光;汉江臭气熏天、已变成没有生物的死江。在准备用作奥运赛场的区域周围,70多家企业不断排放出大量的烟尘,市内还有2000多家以煤为燃料的浴池;举办帆船比赛的水营湾是附近约130万居民的粪尿下水口及235个企业的排污口。时任韩国体育部长的朴世直第一次考察该地时,竟无法相信“天下还有这样的地方”。

韩国上下把这次奥运会的举办看成是民族的荣誉并为之奋斗。

为了迎接奥运会,1982年9月,开始了两期汉江的综合治理工程,使汉江恢复了往日的生机;1982到1986年,实施了“绿化五年计划”,植树3000万棵,修建了大量花园花坛;1985年又制订了“加强奥林匹克环境污染管理特别对策”,经过三年大幅度治理,汉城环境污染得到显著改善;自1981年起,投资340亿元整修市容,投入53亿元修复名胜古迹,投资近15亿美元修建了地铁3、4号线,还调整了城市结构和布局,不少工厂迁到郊区;投入巨资兴建现代化的体育设施和奥林匹克公园。

汉城街头有不好的流浪汉,堵车问题严重,社会秩序也并不太好,而为了呈现给全世界一个干净、整洁、有序、美丽的汉城,韩国政府和汉城百姓都做出了巨大的努力,全民团结,做出了很多令人惊讶的成绩。

奥运会的16天里,汉城没有堵车,没有流浪汉,没有偷窃。呈现给世人文明秩序、彬彬有礼的一面。

1988年的韩国汉城奥运会,对于很多韩国人都说是一个奇迹,是一个传奇,是韩国全体国民的杰作。

这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,但是对一些韩国人而言,却也是噩梦的开始。

净化运动带来的地狱,洒下的血泪

根据美联社的报告,韩国人想给世界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,在奥运会前夕,强行逮捕了近万名韩国普通民众,关押至数十个秘密监狱中,而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无止境的苦役、强奸与死亡。上万人的血泪,超乎你想象的“黑暗”。

1975年,时任总统朴正熙要求各地警察与官员“净化”城市流浪者,警察在“兄弟之家”等机构的帮助下逮捕了数万名民众。这些人不仅包括真正的流浪者、乞丐、窃贼,还有着街头卖口香糖的小贩、生活困难的残疾人、与父母走散的流浪儿童,甚至有一些异见分子,包括曾手持反政府传单的大学生。

这里面最有名的一个监狱就是“兄弟之家”。

“兄弟之家”曾是一家孤儿院,在城市净化运动开始之后,这里曾建造了超过20家工厂,他们生产服装、鞋子和其他商品,而具体的工作几乎全部由这里的“犯人”完成。

“兄弟之家”中关押的,绝大多数都是儿童和残疾人。根据政府后来公开的文件显示,90%的被关押者不符合政府对“流浪者”的定义。

那他们是为什么不是流浪者却进入兄弟之家了呢?

一位曾在秘密监狱“兄弟之家”被凌虐近5年的崔胜友在三十年之后出来发声。

1982年的一天,14岁的崔胜友裹着肥大的黑色校服站在街旁,他不敢抬头,眼睛一直盯着自己的运动鞋。一个警察站在他的面前,控告他偷了一块面包。崔胜友的心吓得砰砰狂跳,却不愿意承认自己没做过的事情。

直到三十多年过去,崔胜友提到后来发生的事情还是禁不住流下眼泪:警察一把拽下他的裤子,点燃手里的打火机。崔胜友看到火舌马上就要烧到自己的生殖器,终于,他猛地点了点头,承认了自己的“罪行”。

剩下的日子更加可怕。当夜,崔胜友就意识到接下来的日子将会多么可怕。一个守卫闯进了崔胜友的宿舍,对他上下其手,一把把他的衣服扯掉……崔胜友在进入这里的第一个夜晚就被强奸,第二天亦是,然后是第三天……五年里,他说自己几乎每天都在强奸、殴打和苦役中挨过。

而当崔胜友还没能从前一晚的羞辱和恐惧中回过神来,第二天,更可怕的事情发生在他的眼前。

“一个守卫死死地拽着一名妇女的头发,用棍棒狠狠地殴打她,血从她的头上汩汩冒出。”崔胜友回忆着,后来那个女人永远地停止了挣扎。这是崔胜友第一次目睹死亡,“我呆在那里,止不住地发抖,甚至当一名守卫强奸我的时候都吓得不敢叫出声来。”

还有一次,崔胜友看到7名守卫围殴一名男性。那个男人尖叫着被摁倒,守卫们用一块毯子将他盖住,有的人用脚狠狠地跺他的头,有的人用重拳击打他身体的其他部位。崔胜友看到暗红色的血液渗透开来,那块蓝色的毯子迅速地被染了色。一番拳打脚踢之后,毯子慢慢滑下,那个男人翻着白眼,没了气。

崔胜友只是被送到这里的成千上万名“犯人”之一。庞大的钢筋水泥结构强行把“兄弟之家”与外面的世界分开,这里的人们日夜面对着那些带着棍棒、领着猎犬的守卫。

每一天,日出之前,这里的生活就已经开始,5点半,所有的“兄弟姐妹”都要洗漱完毕,进行晨祷,接下来在晨跑和简单的早餐之后,他们便开始了一天的苦役。

“兄弟之家”的暴行被隐藏在这个巨大的血汗工厂背后。表面上,“兄弟之家”自称是为“犯人”们的将来考虑,给他们提供足够的训练,以保证他们今后重返社会时有工作能力。但实际上,“兄弟之家”却大笔地从中渔利。

“犯人”从黎明工作到黄昏,“兄弟之家”本应向他们支付约合170万美元的工资。然而绝大多数的人称自己一分钱也没有得到。

在“兄弟之家”,成年人需要做繁重的建筑工作,未成年人有时需要拖地、砌墙,但大多数人们被分配去生产各种产品,包括生产衣服、鞋子,组装圆珠笔和鱼钩。

这些产品行销各国。“兄弟之家”服装厂制造的衣服被发往欧洲,衣服的制作由韩国大宇集团派专人培训。而在造鞋厂里,被关押在“兄弟之家”5年的朴京博清晰地记得自己制造的球鞋印着韩国公司“国际桑飒”(音译)的标志,这家公司的产品主要向美国和欧洲出口。

被囚禁于“兄弟之家”长达八年的金希刚回忆道,上世纪70年代,一大批出口至日本的钓鱼用具因组装问题被退了回来,自己和同事们遭到痛打,差点送命。

除了依靠大批的出口订单获利之外,“兄弟之家”还一直得到政府的补贴,这让他们更愿意主动敦促并帮助警方围捕更多流浪者。

这是一个双赢的过程,当地官员需要力量控制住可能会带来隐患的“城市流浪者”,“兄弟之家”刚好成全了他们。

这家机构的老板朴恩槿还因此得到了韩国政府颁发的两枚奖牌,嘉奖他在社会福利工作上做出的杰出贡献。他的“功绩”甚至成为了1985年一部电视剧的原型——一个为政府照顾底层民众的“英雄”。

“兄弟之家”的生意蓬勃发展,工厂、政府、公司好像都能从中受益,除了那些看不到曙光的、真正付出劳作的“犯人”们。

日复一日的折磨,死反而轻松

“兄弟之家”的老板忙于计算自己的收益时,受害者们却仍在生与死的边缘苦苦挣扎。

“人们在痛苦中哀嚎,但我却无能为力。”现年46岁的李采植说。

因为在学校惹了麻烦,13岁的李采植被送进“兄弟之家”。他的第一份“工作”是在病房,和其他四个人一起,负责为病人清创、上药和其他一些护理工作。但他们没有任何医疗知识,经常用未经消毒的器械处理伤口,用镊子直接夹走蛆虫。“这是地狱中的地狱,生了病的人只能被丢在那里等死。”

据他介绍,可怕的事情不仅发生在守卫与“犯人”之间,一些健壮的“犯人”也会拿走其他人的食物,甚至同样强奸、殴打弱者。

一年后,李采植成为了“兄弟之家”的“大哥”金光硕的助理。金光硕原本也是个“犯人”,但因为忠诚而被提拔。

李采植说,这个矮壮的男人几乎每天都在改造室殴打“犯人”,李采植每一次都在边上记录当天的死伤情况,单子上的死亡数字基本上都是4或是5。

一天早上,据李采植回忆,金光硕向“兄弟之家”老板朴恩槿做日常报告,称一个囚犯在前一天晚上被打死。李采植记得,朴老板的声音依旧平静:“埋在后院的山里吧。”

自1975年到1986年,记录在案的死亡人数为513人,但实际数字远远不止。前检察官金龙元在调查中得知,“兄弟之家”拒绝将病人送到医院,除非他们奄奄一息、再也没有力气逃跑。

记录的死亡报告

“这是朴恩槿的王国,他统治的手段就是暴力。”金龙元说,“当被关在一个天天有人被活活打死的地方,人们就不可能对苦役、虐待或者强奸有所抱怨。”

据政府资料显示,刚被抓入“兄弟之家”的人身体状况并不差。但在1985年,至少有15人在被关押的第一个月内死亡;到1986年时,这个数字升至22,死亡理由多半为“心力衰竭”或“身体虚弱”。

当政府官员、传教士或救援人员访问时,一组被选出来的健康人会呈现出一个净化版的“兄弟之家”。其他人被锁在宿舍里,绝望地看着这些无知人士从曾经洒满鲜血的地方走过。

一旦到了6点,大门被锁上,守卫像饿狼般被释放出来。崔胜友所在的牢房里长期住着60到100个孩子,守卫会对他们进行“毫无节制的暴行”,包括频繁的强奸。

“我们被困在这样一个监狱里,谁能来帮助我们呢?没有人。”崔胜友说。

黑暗中看见了一丝解放的曙光

这一切源于一个偶然。与釜山相邻的蔚山市,新上任的检察官金龙元在捕猎时听向导提起:在附近的一个山上,拿着棍棒的守卫和凶猛的猎狗在看押一些“犯人”。他们开车来到“兄弟之家”门前,听说这里的老板正准备建造一个农厂,金龙元立即意识到这是一个“十分严重的罪行”。

1987年1月,一个寒冷的晚上,金龙元带领10名警察突袭了“兄弟之家”的高墙,喝得有些晕乎乎的守卫很快傻了眼。厚重的高墙里,营养不良的受害者被关在拥挤的宿舍,当意想不到的访客出现在他们面前时,受害者们惊慌失措,马上敬了一个并不标准的军礼。

“这不是一个福利机构,而是一个集中营。”金龙元说。他还记得当推开病房房门时,病人们正躺在肮脏的床上大声地咳嗽、绝望地呻吟,好像“只是在等死。”

“兄弟之家”的老板朴恩槿终于被捕,但事情没有这么快解决。朴恩槿要求与金龙元的上司——同时监管蔚山的釜山市首席检察官、后来的司法部长朴熺太见面。见面一天后,釜山市长金柱赫打来电话为朴恩槿求情。金龙元礼貌地拒绝了他的请求,继而挂断了电话。

在很多关键时刻,都有一些政府高级官员试图阻止金龙元的调查。他们怕造成恶劣的国际影响。“在申办奥运会的时候,韩国经济刚刚复苏,政治动荡、军事独裁,我上大学的4年换了3任总统。”《朝鲜日报》的体育部部长玉大恒回忆说,朴正熙遇刺后,政变上台的全斗焕政府不想在此时爆发另一桩丑闻,光是应对频繁的学生示威已经够他烦了。

总统办公室一直对金龙元的调查推三阻四。首席检察官朴熺太逼迫金龙元缩小调查范围,甚至要求他停止采访并终止调查。

尽管干扰重重,金龙元还是搜集到了一些银行记录和交易信息。这些证据足以表明,仅在1985年和1986年,朴恩槿就从政府补贴的1000万美元中挪用了300万。但是,朴熺太却迫使金龙元将这个数字改到一半。根据当时的法律,如果这项数额被减到一半,朴恩槿将不会被判处无期徒刑。

金龙元要求判处朴恩槿15年有期徒刑,但经过了漫长的斗争,最高法院于1989年判了朴恩槿2.5年,罪名也仅仅是挪用公款和一些小的罪行,与暴力完全无关。在其他涉案人员中,只有两个守卫被判刑,一人获刑1.5年,另一个则只被判8个月。

“兄弟之家”冰冷的大门最终在1988年关闭。上世纪90年代,建筑工人在“兄弟之家”的旧址挖出了约100具尸骨。

“成百上千的尸骨仍在那里。”李采植指了指不远处陡峭的斜坡。他和崔胜友再次回到了“兄弟之家”的旧址前,回想起守卫将受害人尸体拖进树林的场景。

而那些由这些已经逝去的“犯人”生产出的产品,已被销往世界各地;那些默认“兄弟之家”抓捕“犯人”的官员们,曾经或者仍在政府中处于高位;而那位出狱后的老板朴恩槿继续依靠福利机构和房地产赚钱。“兄弟之家”旧址在2001年以约27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一家建筑公司。而经营“兄弟之家”的家族,仍到处运营慈善机构和学校。

如今,现政府还是拒绝重新讨论该事件,也拒绝反对党议员推动这项调查。他们称证据过于年久,无法翻案。

悲剧已经刻下,需要的是道歉

一位受害者曾举着一块要求伸张正义的牌子,在韩国国会大楼前静静地站了一个月,却没有得到任何回应。

受害者们现在大多无家可归,他们住在收容所或精神病院。很多人饱受暴怒、抑郁和贫穷之苦。一些受害者公开呼吁:他们需要道歉,政府也需要承认事实——官员鼓励警察绑架、囚禁了那些完全不该遭此厄运的无辜者。

这是一个长久的抗争史。

2012 年开始,当年的受害者们陆续聚集起来,收集证言,决定向国家讨要说法。然而过程艰难,直到 2017 年,当年参与过案件调查工作的人权律师文在寅当上韩国总统,因为调查被迫中断没能揭露真相的他,多次表达对于此案的关心。

此后这件事才有了新的进展。

2018 年,在文在寅的推动下,韩国法务部组建了一个“历史案件委员会”,对过去的几个案件重新审查,其中就包括兄弟之家福利院。经过对 100 多位亲历者的深度调查,法律最终认定是国家的错。

2018年,釜山市长向受害者们道歉。

2020年5月20日,韩国国民议会通过了《过去史法案》修正案,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:“我们将竭尽全力,通过揭露侵犯人权的真相,例如福利中心事件……来帮助国家缓解和治愈遇难者和幸存者的痛苦。”

2020年6月1日,发布了长达722页的《兄弟之家福利院事件受害者状况调查报告书》。

一切终于有了结果。当年兄弟之家事件中的受害者,为了呼吁政府能够重新调查,这群人在路边搭建的帐篷里振臂呼号了927天。他们的所有努力没有白费。

真相永远不该被掩埋。正如文在寅说的那样,“历史的真相永远不能被隐藏,被歪曲的历史或隐藏的真相必须被揭示。